小  者

青年画家廖真武经过多年的水彩画探索，呈现给画坛一个鲜明的面貌。廖真武的水彩真率跌宕，不事斧凿，有着扑面而来“力”感。这种画风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作品，说明了画家始终保持着充沛的艺术激情；其“心力”的凝聚程度，非同一般。

廖真武的水彩画创作，线索是很清晰的。由“古镇系列”而“根系列”，到目前恣肆狂放的“人体”作品，廖真武的水彩艺术，完成了由定位到解放的个性周期。如果说，“古镇”、“根”系列是他磨砺其个性的准备阶段，那么“人体系列”，作为总结和归属，显然获得了更多的个性自由。在形式上，“人体系列”摆脱了前期的多元构成，画面元素高度纯化，创造了一种单一明了的样式。技术上的摸索无疑是艺术家个体全面成熟的外化，不难发现，廖真武的创作轨迹相当稳定，是在充分的理性辩驳之后始进入实践，而又择其一端即不为所动，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。这与一般所谓的“执著”不同，一个艺术家首先应当是自觉的，而且必须如此，他的判断力才有价值，廖真武一开始就认清了这个关键，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。再则，也是最浪漫的一点，廖真武断然弃绝了前期对于主题的关注，回到了纯绘画状态。简单讲，就是人人爱问的那个“画什么”的问题，没了。

众所周知，人体作为对象，是很少甚至不包涵主题意味的。艺术家对主题的选择，几乎是功能性的，因为他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环境之外；主题泛滥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常的现象。放弃或减少主题的干扰对很多人来讲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一个艺术家需要在心智上经过多重的递进，才能对此有所认识。而一旦弃绝了主题，他就要在文化结构中处于“赤裸状态”。也就是说，在艺术上，他排斥了“救援”，只能自己面对自己。
可以说，廖真武目前是把自己放逐出去了。是“天真”也好，“无畏”也罢，廖真武已经开始在”赤裸状态”下，担当他自己内心的艺术。

廖真武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，已经完全是他自己的事，没必要关心。就他所呈现的事实，来看看他是如何完成这个转换的，更有意义。

读廖真武的水彩，尤其在转换之前，作品的地域性是一望而知的。斑驳的墙壁、倾颓的屋宇、盘结的树根，由于不加修饰，更直接地指向它们的原生时刻，廖真武出生的四川乐山。事实也是，他多数的这类作品，就是在故乡完成的。这些画，他是“原本同构”，刻意减弱它们的指示范围，剔除物象的同类性、相似性，亦即物象的文化意味，而仅仅还原其本身。就像打上了“乐山”的标签一样，拒绝“假冒”。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同类作品俯拾皆是，廖真武却仍然能特出其中。这就不是“钟情家乡的一草一木”那么简单了。廖真武固然有所谓故乡情结，但使其特出的，还是艺术观念。

廖真武在表达之前，首先得到了对象，有了视角——初始判断，然后开发出视野。这说来简单，但是，要将纷繁的意象——随创作过程而出现在头脑中的形象集合——全部归拢在初始判断之下，不单考验意志，更多是检验智慧。说白了，艺术作品就是从初始判断出发，又还原到初始判断的结果，这个过程就是所谓”创造”。画家之不同于人之处，其实不多，可就是那么一点点，便会大不相同。所以，欣赏廖真武的水彩画，仅仅看到风格的狂放是不够的。他的画，根本上说，是个人式的艺术“智巧”的产物。

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，廖真武转换之后的“人体系列”，和前期的作品放在一起，并不显得生硬、造作，仍然是自然、清新的。二者之间的变化顺理成章，没有明显的障碍。归根结底，在于艺术观念的成熟和一致。

应该指出，廖真武艺术个性的形成，与巴蜀文化的小传统有显著的关系。廖真武长期在故乡乐山从事创作，不久前来到北京学习和生活。他的艺术创作，也就在这一“脱离”与“介入”的时期，发生了变化。不必讳言，北京显然是精英文化环境的代名词——只是就环境而言，没必要在这里详其究竟。廖真武在进入北京之前，已是巴蜀地域文化造就出的一个佼佼者。从现象上，精英文化环境也许提供了一些他需要的信息，以及他忽略创作方式，但却无从改变他已经认定的艺术取向。相反，某些与他个人品质合一的巴蜀文化特质，诸如“狂放”、“执拗”、“机智”等等，无疑找到了更大的空间，得以发挥和张扬。换句话说，廖真武的突破自身的勇力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来自巴蜀文化中鲜明的、生命力旺盛的特质。那是他雄厚的支撑。

但是说到底，艺术创作自身的进程中，并不包含文化判断。创作和欣赏不能混为一谈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仅仅在充实他自己的世界，他是自足而圆满的，无暇顾及他的衍生物。从廖真武的水彩画创作实践中，尤其目前极有爆发力的“人体系列”，表现出的追求和气概值得肯定。作为画家，廖真武在艺术个性上的特出和坚持，更令人激动。不过，正如上边提到的，廖真武的心理机制，似乎残留着地域文化环境面对精英文化环境时的抵牾情绪。那就没有必要了。对于艺术家的精神领域，那是浮浅无谓的。克服了这种情绪，相信画家廖真武会更为彻底，尽管他现在已够彻底。